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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简介澳门威尼斯人娱乐场:

2019-05-17 18:49

进入专题: 党内民主   罗章龙  

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红军达到10万人,农民赤卫队有数百万人;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县苏维埃政权已有300多个;党员数量增加到12万人,大城市的产业支部由98个发展到229个;青年群众组织有160万人;赤色工会会员超过10万以上;互济会组织达86万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也有了初步恢复和发展。1930年5月,蒋、冯、阎军阀中原大战的爆发,给革命造成了有利时机。与此同时,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这种于革命有利的形势下,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随后,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8月初,决定坚决组织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二军团攻打武汉,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进攻桂林,幻想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8月6日,又将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合并,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和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江苏总行委。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中心城市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都失败了。刚刚恢复起来的白区工作,又遭到摧残和破坏。红军也遭到重大伤亡,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洪湖根据地丧失殆尽;红七军由6000人锐减到2000人,丧失了右江根据地。 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党内许多同志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白区的恽代英、何孟雄和在苏区的毛泽东、方志敏、贺龙、周逸群等,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过批评或抵制。特别是毛泽东不但没有机械地执行左倾错误,而且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然而,许多同志都被左倾错误领导者视为右倾、保守而受到打击。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和指责。从1930年6月至9月三中全会之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有过较长时间的争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多次召集会议讨论有关中国问题,通过许多关于具体策略问题的决议案,如《中国问题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组织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国际对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国际对于中国农民问题决议案》等,要求中共中央切实讨论执行。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对革命发展的形势,在程度上与速度上都有过分的估量,以致在部分的策略上,工作的布置上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在共产国际批评之后,从1930年8月底至9月下旬,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已经纠正了部分左倾错误,如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停止武汉、上海同盟罢工,恢复党、团、工会独立领导机构和指挥系统,开始策略上必要的转变。1930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奉命回国,行使结束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使命。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向忠发、徐锡根、张金保、罗登贤、周恩来、项英、余茂怀、瞿秋白、李立三、顾顺章10人,候补中央委员王凤飞、史文彬、周秀珠、罗章龙4人,中央审查委员阮啸仙和候补审查委员张昆弟,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共青团以及全总党团等的代表贺昌、陈郁、邓发、李维汉、林育英、陈云、王克全、李富春、温裕成、袁炳辉、陆定一、胡均鹤、吴振鹏、聂荣臻、潘问友、邓颖超等20人。扩大的三中全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罗登贤、项英、徐锡根、温裕成7人组成主席团。 全会的议事日程共有四项:1.中央政治局报告及政治状况和党的任务问题,也就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7月23日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此外还要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农民运动、苏维埃问题两个议决案。2.组织问题。同时一并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对于中国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3.职工运动问题。4.补选中央委员及选举政治局。 会上,向忠发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指出:在国际与中央一致的路线之下,中央确实犯有部分的策略的错误,但在每次的错误中,都得到国际坚决的指正。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指出:中央的错误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而是在正确路线之下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也作了发言。李立三对中央过去的策略与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作了检查发言,他承认:我们估量革命高潮日益迫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错误的地方是对革命的力量与发展速度有了不正确与错误的地方。他说:在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上与策略上的决定,我个人的经验比较更多,因为在政治局我写的文件与提议都比较多。因此这些错误,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他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党的总路线,苏维埃区域,党内斗争等九个方面,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以后,坚决表示要分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到教训。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项英作了《职工运动问题的报告与结论》。吴振鹏作了《组织问题中青年团代表的副报告》等。 会议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7月对中国问题议决案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对于中央政治报告的决议》、《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民众书》、《致苏联共产党中央贺电》、《致德国共产党贺电》、《告青年团书》、《告同志书》等。会议还宣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第三次全会的信》。会后全会还补发了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出的《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和《苏维埃苏区土地农民问题议决案》。为宣传三中扩大会的精神,1930年10月12日发布了《中央通告第九十一号》。《通告》指出:全会认为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是与国际的路线一致的,只是在这复杂的政治变动中,中央政治局却犯了不少的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通告》表示:三全扩大会的成功,将要更加巩固党的发展,将要回答一切反革命派的压迫与进攻,将要成为党战胜党内一切左倾的尤其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利器;全党在这个基础上将要更有力量来迎接日益生长的革命新高涨,来领导已开始的革命战争,来争取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会议通过的四个主要决议案的基本内容如下: 一、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指示的正确性,接受国际的指示,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正确,但犯了策略上的某些左倾错误。《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对于中央政治局的一些纠正和指示,都是完全正确的。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的这种指示。《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也表示:全会接受国际的指示,认为国际的指示完全是正确的,政治局在执行这些指示上的动摇怀疑态度是不正确的。这些错误使政治局走上冒险的道路。全会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政治局在6月11日的政治决议案中,犯了些冒险主义的与左倾的关门主义的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具体来说,就是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不平衡发展的观察不清楚,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政治局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目前统治阶级还没有完全削弱完全破产;于是对于帝国主义反革命统治崩溃的形势和可能,对于革命势力的现状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都有过分的估量。 二、错误地认为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坚决反对取消派和调和派。《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指出: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然而,有些同志还采取调和态度,说右倾路线并没有形成,事实上阻碍党反对右倾的斗争,所以,提出党必须同时反对调和主义,然后才能无情的克服这种右倾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决议还提出:党必须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倾,反对右倾和调和主义,尤其要集中火力打击主要的右倾危险。 三、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批评党在组织工作和职工运动中的错误。《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各苏维埃区,集中农民斗争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工农红军的直接领导,去组织革命的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同时,积极的扩大中心城市工人群众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发动并领导全国反动统治区域里面各种方式的群众革命斗争,争取极广大的劳动群众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加强并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着重检讨说:行委在党内的组织是不适当的,并立即恢复团的独立系统与工会的经常工作。还批评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党在职工运动中,对工人斗争形势有过分估量,因此在组织政治罢工时,偏重工人武装的技术上的组织和训练,没有注意把武装训练工人的任务和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任务联系起来,而且和赤色工会的发展隔离起来,反而形成放弃组织罢工而等待暴动的现象,尤其是各级总行委的组织方式和运用的错误,事实上代替了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妨碍了工会群众的独立指导系统,使工会领导机关的行动和工作停顿起来。 会议根据六大以后党的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的牺牲和病故等变化情况,补选了中央委员7人:温裕成、李维汉、陈郁、徐锡根、陆文治、贺昌、邓发。补选了候补中央委员8人:袁炳辉、陈云、林育英、王克全、朱德、黄平、恽代英、陈潭秋。补选了中央审查委员2人:宁迪卿、康生。改选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候补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李维汉、顾顺章、毛泽东。 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李立三在会上也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了错误。这次会议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但是,对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左倾错误和政策,未能加以丝毫触动,致使会议未能从根本上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思想实质进行清算,后来重犯更大的左倾错误。 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这封信突然改变了过去对李立三问题的态度,认为李立三的政治路线是和国际执委的政治践线互相对立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这是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12月9日,政治局又作了一个决议。12月23日中央又发出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却明确指出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是路线的错误,而不仅是策略的错误,并承认了三中全会对待李立三问题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因此,扩大的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红军达到10万人,农民赤卫队有数百万人;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县苏维埃政权已有300多个;党员数量增加到12万人,大城市的产业支部由98个发展到229个;青年群众组织有160万人;赤色工会会员超过10万以上;互济会组织达86万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也有了初步恢复和发展。1930年5月,蒋、冯、阎军阀中原大战的爆发,给革命造成了有利时机。与此同时,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这种于革命有利的形势下,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随后,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8月初,决定坚决组织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二军团攻打武汉,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进攻桂林,幻想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8月6日,又将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合并,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和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江苏总行委。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中心城市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都失败了。刚刚恢复起来的白区工作,又遭到摧残和破坏。红军也遭到重大伤亡,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洪湖根据地丧失殆尽;红七军由6000人锐减到2000人,丧失了右江根据地。 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党内许多同志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白区的恽代英、何孟雄和在苏区的毛泽东、方志敏、贺龙、周逸群等,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过批评或抵制。特别是毛泽东不但没有机械地执行左倾错误,而且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然而,许多同志都被左倾错误领导者视为右倾、保守而受到打击。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和指责。从1930年6月至9月三中全会之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有过较长时间的争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多次召集会议讨论有关中国问题,通过许多关于具体策略问题的决议案,如《中国问题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组织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国际对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国际对于中国农民问题决议案》等,要求中共中央切实讨论执行。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对革命发展的形势,在程度上与速度上都有过分的估量,以致在部分的策略上,工作的布置上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在共产国际批评之后,从1930年8月底至9月下旬,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已经纠正了部分左倾错误,如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停止武汉、上海同盟罢工,恢复党、团、工会独立领导机构和指挥系统,开始策略上必要的转变。1930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奉命回国,行使结束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使命。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向忠发、徐锡根、张金保、罗登贤、周恩来、项英、余茂怀、瞿秋白、李立三、顾顺章10人,候补中央委员王凤飞、史文彬、周秀珠、罗章龙4人,中央审查委员阮啸仙和候补审查委员张昆弟,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共青团以及全总党团等的代表贺昌、陈郁、邓发、李维汉、林育英、陈云、王克全、李富春、温裕成、袁炳辉、陆定一、胡均鹤、吴振鹏、聂荣臻、潘问友、邓颖超等20人。扩大的三中全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罗登贤、项英、徐锡根、温裕成7人组成主席团。 全会的议事日程共有四项:1.中央政治局报告及政治状况和党的任务问题,也就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7月23日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此外还要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农民运动、苏维埃问题两个议决案。2.组织问题。同时一并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对于中国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3.职工运动问题。4.补选中央委员及选举政治局。 会上,向忠发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指出:在国际与中央一致的路线之下,中央确实犯有部分的策略的错误,但在每次的错误中,都得到国际坚决的指正。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指出:中央的错误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而是在正确路线之下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也作了发言。李立三对中央过去的策略与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作了检查发言,他承认:我们估量革命高潮日益迫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错误的地方是对革命的力量与发展速度有了不正确与错误的地方。他说:在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上与策略上的决定,我个人的经验比较更多,因为在政治局我写的文件与提议都比较多。因此这些错误,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他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党的总路线,苏维埃区域,党内斗争等九个方面,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以后,坚决表示要分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到教训。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项英作了《职工运动问题的报告与结论》。吴振鹏作了《组织问题中青年团代表的副报告》等。 会议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7月对中国问题议决案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对于中央政治报告的决议》、《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民众书》、《致苏联共产党中央贺电》、《致德国共产党贺电》、《告青年团书》、《告同志书》等。会议还宣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第三次全会的信》。会后全会还补发了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出的《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和《苏维埃苏区土地农民问题议决案》。为宣传三中扩大会的精神,1930年10月12日发布了《中央通告第九十一号》。《通告》指出:全会认为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是与国际的路线一致的,只是在这复杂的政治变动中,中央政治局却犯了不少的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通告》表示:三全扩大会的成功,将要更加巩固党的发展,将要回答一切反革命派的压迫与进攻,将要成为党战胜党内一切左倾的尤其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利器;全党在这个基础上将要更有力量来迎接日益生长的革命新高涨,来领导已开始的革命战争,来争取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会议通过的四个主要决议案的基本内容如下: 一、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指示的正确性,接受国际的指示,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正确,但犯了策略上的某些左倾错误。《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对于中央政治局的一些纠正和指示,都是完全正确的。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的这种指示。《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也表示:全会接受国际的指示,认为国际的指示完全是正确的,政治局在执行这些指示上的动摇怀疑态度是不正确的。这些错误使政治局走上冒险的道路。全会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政治局在6月11日的政治决议案中,犯了些冒险主义的与左倾的关门主义的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具体来说,就是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不平衡发展的观察不清楚,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政治局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目前统治阶级还没有完全削弱完全破产;于是对于帝国主义反革命统治崩溃的形势和可能,对于革命势力的现状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都有过分的估量。 二、错误地认为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坚决反对取消派和调和派。《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指出: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然而,有些同志还采取调和态度,说右倾路线并没有形成,事实上阻碍党反对右倾的斗争,所以,提出党必须同时反对调和主义,然后才能无情的克服这种右倾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决议还提出:党必须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倾,反对右倾和调和主义,尤其要集中火力打击主要的右倾危险。 三、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批评党在组织工作和职工运动中的错误。《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各苏维埃区,集中农民斗争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工农红军的直接领导,去组织革命的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同时,积极的扩大中心城市工人群众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发动并领导全国反动统治区域里面各种方式的群众革命斗争,争取极广大的劳动群众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加强并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着重检讨说:行委在党内的组织是不适当的,并立即恢复团的独立系统与工会的经常工作。还批评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党在职工运动中,对工人斗争形势有过分估量,因此在组织政治罢工时,偏重工人武装的技术上的组织和训练,没有注意把武装训练工人的任务和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任务联系起来,而且和赤色工会的发展隔离起来,反而形成放弃组织罢工而等待暴动的现象,尤其是各级总行委的组织方式和运用的错误,事实上代替了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妨碍了工会群众的独立指导系统,使工会领导机关的行动和工作停顿起来。 会议根据六大以后党的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的牺牲和病故等变化情况,补选了中央委员7人:温裕成、李维汉、陈郁、徐锡根、陆文治、贺昌、邓发。补选了候补中央委员8人:袁炳辉、陈云、林育英、王克全、朱德、黄平、恽代英、陈潭秋。补选了中央审查委员2人:宁迪卿、康生。改选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候补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李维汉、顾顺章、毛泽东。 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李立三在会上也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了错误。这次会议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但是,对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左倾错误和政策,未能加以丝毫触动,致使会议未能从根本上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思想实质进行清算,后来重犯更大的左倾错误。 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这封信突然改变了过去对李立三问题的态度,认为李立三的政治路线是和国际执委的政治践线互相对立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这是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12月9日,政治局又作了一个决议。12月23日中央又发出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却明确指出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是路线的错误,而不仅是策略的错误,并承认了三中全会对待李立三问题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因此,扩大的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张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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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影响很大,留苏学生群体在这次会议上进入中央领导层,在中国革命从城市向农村战略转移的关键阶段,开启了长达四年的所谓“王明路线”时期。杨奎松在《王明上台记》以及《“中间地带”的革命》相关章节中[1],对这段历史做了深入的研究,披露了不少罕见史料,基本清晰地勾画出了历史图景,但是他研究的重点在王明这一派,对作为对立面的罗章龙派叙述比较简略。徐保琪的《对有关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几个史实的补正》披露了部分罕见的四中全会记录稿;[澳门威尼斯人娱乐场,2]曹仲彬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日期、地点、出席人数问题》考证了关于六届四中全会的基本史实;[3]李海文的《东方旅社事件与李求实等人的被捕牺牲》考证了对反对派打击较大的东方旅社事件[4];戴茂林、曹仲彬的《王明传》[5]对于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党内斗争进行了梳理,不过涉及罗章龙派的内容也比较简略。戴茂林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有关王明研究的几则史实辨析》[6]中,考证了涉及米夫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一些史实。郭德宏编的《王明年谱》[7]汇集了大量关于六届四中全会的史料,给研究者带来很大方便。卢庆洪的文章《罗章龙策划“第二中央”始末》[8]简要梳理了罗章龙另立中央的过程,但写的比较简单,而且体裁不是学术论文,有的地方不够严谨。

  

   总的来说,史学界关于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党内斗争的研究,偏重于胜利者王明这一派,而对于试图通过激烈抗争取得中央领导权、但最终失败的罗章龙、何孟雄派,研究不够深入。罗章龙、何孟雄反对派从形成到走向分裂,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组织上的原因。反对派的形成,大致是因为政治上反对立三路线;反对派最后走向分裂,则主要是在组织上不满共产国际代表改组中央的计划以及对党内民主的压制。本文力图重建反对派从形成到失败的基本史实,并尝试分析当时中共组织面对的尖锐矛盾,李立三强调集中却犯下重大失误,罗章龙呼吁民主却走向组织分裂,民主集中制的革命党不得不面对艰难的选择。

  

   一、反对派初步形成,中共中央持续压制

  

   (一)反对派在六届三中全会前初步形成

  

   1930年5月到8月是立三路线最狂热的时期,以6月11日《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政治局决议为标志,李立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要求各地都采取进攻路线,白区党组织在这种盲动之中损失惨重。在这个阶段,反对派还没有形成,只有个别人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何孟雄一直是具有独立思想并且敢于公开表达的干部,他本来是江苏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是在1929年反对中央兼江苏省委的纷争中,被降职到上海担任沪东区委书记,后来又调任沪中区委书记。

  

   在立三路线统治时期,上海通常每周召开一次区委书记联席会议,有时中央领导也参加。据时任闸北区委书记的黄理文回忆,在一次区委书记会议上,李立三公开宣称“工人要大干,不要小干,只要有人领导,一呼百应,罢工就能罢起来”。何孟雄当场起来反驳,认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在另一次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江苏省委常委、上海工联党团书记王克全也说过类似的话。[9]

  

   但象何孟雄、王克全这样公开质疑的人不多,还算不上一个派别,后来属于反对派的很多人当时并不反对立三路线,甚至是立三路线的支持者。比如罗章龙就没有公开反对,在7月9日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起来反对6月11日决议的是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几个留苏学生,据王明说:“罗章龙那天虽然也出席了,可是没有说一句反对这个决议案的话,而且声明同意这个决议。”[10]据向忠发的报告,后来反对派的不少重要骨干都曾支持立三路线,比如“蔡伯真同志当时因为努力反对何孟雄同志而取得沪中区委书记,等到国际来信后,蔡伯真同志却又投入右派的营垒”;“戴晓云一向是立三路线执行者,等到立三路线揭发之后,他也由‘左’而跑到右”;“李求实、张昆弟、林育南等同志都是立三主义统治时期被称许为很进步的同志,但以后都成为右派中的健将”。[11]

  

   1930年8月下旬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回到上海后,传达了共产国际7月决议,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7月决议体现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重大战略转变,说明斯大林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特殊性,开始把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向红军和苏区。在周恩来回国之前,斯大林当面叮嘱要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12]共产国际决议提出中国革命特殊性在于“斗争的群众不能一开始就占有工业中心”,“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苏维埃的运动,已经对于党提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这一任务是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13]

  

   在周恩来、瞿秋白准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的时期,反对派初步形成,在何孟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些人。9月1日上海区委、产委联席会议上,何孟雄再次与李立三发生激烈冲突,何孟雄提出了“立三路线”的说法,他认为:“发生了许多工作上的弱点,是立三指导路线得来的结果。斯大林同志所分析的”,“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形势,与立三所说的不同。”[14]但是李立三不但没有接受意见,反而粗暴禁止何孟雄继续发言,并骂何是“取消派的暗探”,并且会后把何孟雄撤职。产委书记、印刷工人领袖沈先定在会上声援何孟雄,要求公布共产国际指示,也遭到压制。[15]

  

   但何孟雄等人并不屈服,他们已经知道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评。何孟雄9月8日给中共中央写了《政治意见书》,意见书“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写的,而是开小组织会议讨论后写的”。徐锡根参加了这个小组织会议,他是政治局委员,较早听到了周恩来、瞿秋白传达共产国际决议和对立三的批评,并且把消息扩散了。[16]何孟雄在意见书中明确说:“我在工作检阅中有许多地方又遇到中央路线行不通,最近听说国际对于中央路线也有根本指示(决议案和电报),因此,要求中央宣布交全党讨论”。[17]

  

   李立三坚持认为自己大体正确,只是策略失误,并说服周恩来、瞿秋白为维护中央的权威,不能承认路线错误。在9月12日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何孟雄如果“把国际路线和中央路线分开”,“可以动摇同志”。[18]在9月24-28日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右倾分子”作为拥有“右倾路线”的派别受到重点批评。全会决议案认为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只有一些策略失误,比如“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19]决议却用相当篇幅批评右倾分子“利用中央政治局策略上组织上的个别错误,不但造谣诬蔑挑拨离间,进行小团体的活动,而且宣传中央的路线和国际是不一致的”,“这些分子的领袖,又正好就是从二中全会以前、江苏问题的争论、反对陈独秀斗争的最初阶段以来,一贯的是反对中央的”,[20]这显然指何孟雄。

  

   在瞿秋白的政治讨论结论中,罗章龙与何孟雄都受到点名批评,这说明罗章龙也已成为反对派的代表人物。瞿秋白明确批评罗章龙右倾:“并不是以前过于注意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而现在是要将他放的很遥远的前途去。如果以为现在占第一位的是‘小范围的斗争’,那就是客观上是犯了右倾。章龙同志认为政治罢工和总同盟罢工现在不应当占‘第一位’,就是犯了这种错误。”[21]瞿秋白对何孟雄的批评更是升级到反党高度:“中共中央最近有一点错误,绝不是总的政治路线不正确,而右派机会主义的分子却利用来反党。我以为孟雄的立场显然是这样的”。[22]

  

   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不仅在政治上压制了反对派,在组织上也是如此。这是一次扩大会议,出席的中央委员只有14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列席代表则多达20人,结果竟补选出15名新的中央委员,立三路线支持者江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和北方局书记贺昌都当选中央委员,李维汉还直接进入政治局。李立三虽然被要求去莫斯科接受批评,但仍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位置。这很难让反对派服气,何孟雄在10月5日给总行委的信中说:“不是我的意见,如何承认,替人承认错,万事罪己,这种认错的态度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员认错的态度”,[23]这明显是拒绝承认六届三中全会的结论。

  

   (二)中央在国际来信后计划紧急会议,但继续打压反对派

  

   在1930年8月以前,共产国际并没有把李立三等的错误上升为路线斗争,在7月29日关于中共与远东局分歧的决议中,第一条就说“中共中央总的说来执行了正确的方针”。[24]但是,共产国际在周恩来、瞿秋白离开后,陆续收到后续报告,特别是8月1日和3日李立三等激烈对抗共产国际代表的会议记录,认为中共中央拒绝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威胁到了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体系。共产国际10月写信给中共中央,把批评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认为“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有了两条原则上不同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25]“立三同志的发言之中,有最危险的精神”,“就是说共产国际不知道当地情形,说中国的例外情形,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的理论。他竟敢于把对于共产国际的忠实和对于中国革命的忠实互相对立起来,他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是“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26]

  

   中共中央接到10月指示信之前,青年团的王盛荣、陈昌浩、陈绩之、凯丰、宋磐铭等留苏学生刚好准备回国,青年国际负责人要求他们自下而上反对中共中央的错误路线。[27]这些留苏学生大约11月初回到国内,传播了共产国际的新指示,何孟雄、罗章龙、王明等闻讯士气大涨。一时间党内暗潮汹涌,他们公开表达不满,积极进行小组织活动。温裕成提到:“一些同志从青年共产国际学校回到祖国后,他们说,萨法罗夫同志召集他们进行谈话,他讲到:‘在中国党内有盲动主义错误,以及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是很严重的,你们回到祖国后应该同它进行斗争。’现在基层有许多奇怪的情绪,无疑是因这些人散布了上述谈话。此外,他们还说,已经看过孟雄的声明并认为他的声明是正确的,而中央的声明是错误的”。[28]

  

   中共中央11月16日接到共产国际来信后,表示接受批评,但同时继续压制反对派。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只承认三中全会“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同时,决议仍坚持“集中全力反对党内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和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拒绝在党内公开辩论立三路线的要求,并强调“反对露骨的机会主义的曲解的企图”,这显然是针对反对派的。中央并不想召开新的会议,只想把决议“用通信方法询问所有的中央委员是否同意,并且把这一决议报告国际执委。”[29]

  

http://www.kkzs.net ,中央也不得不认可何孟雄的部分观点,但认为他的活动在组织上起着破坏作用。11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说:“应该召集那些已经知道共产国际来信的同志们(例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http://www.henganjusuoye.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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