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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龙 崔京:世界向何处去?——“两极相联”

2019-05-17 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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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不久,英国首相布莱尔就在一次公开的谈话中呼吁欧洲与美国联合而成为一个单极力量,从而能共同解决各种世界问题而不再像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那样发生争执,而美国的决策人士则更是以变本加厉的单边主义行为试图建立单极的国际格局。由于今天美国的军事力量已达到空前强大的程度,即目前美国一国的军事实力已经超过除美国之外所有其它军事强国军事力量的总和,因此随着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成功地推翻萨达姆政权,美国必然会更加不遗余力地推行其单边主义的霸权政策,营建单极国际格局。一、不论是希望建立单极化国际格局还是希望建立多极化国际格局的西方大国政治家们实际上都不注意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体系的运作和国际格局的确立中的重要作用,而这种忽视第三世界国家客观作用的主观愿望是不可能正确地反映国际格局发展演变之客观实际的。

鄢一龙 (进入专栏)   崔京  

崔立如  

格局;伊拉克;战争;美国;第三世界;力量;冷战;欧洲;军事;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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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不久,英国首相布莱尔就在一次公开的谈话中呼吁欧洲与美国联合而成为一个单极力量,从而能共同解决各种世界问题而不再像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那样发生争执,而美国的决策人士则更是以变本加厉的单边主义行为试图建立单极的国际格局。但是,法国以及俄罗斯的领导者们则很不满意美国所竭力追求的单极化国际格局,积极地主张国际格局的多极化,法国《世界报》曾明确指出,法国总统希拉克主张欧 洲在多极世界中成为制衡美国的力量。由此可见,伊拉克战争之后国际格局的发展方向十分值得我们做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格局并未因分化重组而明朗,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本文引入马克思“两极相联”概念,并加以拓展,用以概括全球秩序趋向。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逐步成长为全球能动性大国,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但是仍然是全球性强国,而其他国家与区域共同体不具备成长为与中美相抗衡的全球性大国的条件。现存全球秩序具有进步性与不公正性的双重性,中国作为现存全球秩序的保守性力量与变革性力量,作为全球性大国一“极”,同时也是作为美国对立统一的一“极”加入全球秩序构造,从而形成“两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新两极相互竞争的同时,相互制衡与补充,相互依存与协作,中美共同发挥领导力,打破多边机制的囚徒困境,“两极相联”还意味现存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往更加公正与均衡的方向变迁,它并非G2,也并非美苏两极冷战格局,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全球秩序新局。

   【摘要】2013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已经开始向大国外交“转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开启和中国外交战略转型基于两点:一是当今世界的变化;二是中国自身的变化。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中国自身的变化,正在重塑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要求中国外交在战略上更加具有国际视野,更加前瞻,更加主动,更具有创造性,即所谓的“战略调整”或“转型”。中国外交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如何实现战略转型的课题,体现出主动引领和塑造大外交战略的总体设计。

  

  

毋庸置疑,就整个伊拉克战争的进程而言,不论从其发生、发展,还是从其迅速地结 束主要的战斗,终结萨达姆政权的角度看,都十分清晰地体现出后冷战时期美国的霸权 地位和超强军事实力。而美国则正是借助于这种霸权地位和军事实力肆无忌惮地推行单 边主义,乃至发动所谓的先发制人的干预性战争。由于今天美国的军事力量已达到空前强大的程度,即目前美国一国的军事实力已经超过除美国之外所有其它军事强国军事力量的总和,因此随着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成功地推翻萨达姆政权,美国必然会更加不遗余 力地推行其单边主义的霸权政策,营建单极国际格局。

   【关键词】两极相联;全球秩序;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全球大战略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开启和中国外交战略转型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当今世界的变化;二是中国自身的变化。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中国自身的变化,正在重塑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所谓开启大国外交就是顺应国内外的重大变化,提升中国外交的能力和水平。这要求中国外交在战略上更加具有国际视野,更加前瞻,更加主动,更具有创造性,即所谓的“战略调整”或“转型”。2013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已开始逐步体现出这种走向大国外交的“转型”。

然而,国际格局的形成虽然与国际体系中各大国军事力量的消长息息相关,也与列强 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观愿望及其外交政策密切相联,但是,却并不完全由这两方面的因 素所决定,因为国际格局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国际体系中各行为体(传统上为国家,但目 前则还有非国家行为体)所形成的结构状态,而这种结构状态的形成更主要的是取决于 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如何客观运作。这就意味着,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能否建立起单极 的国际格局,一则取决于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客观发展是否完全由军事力量所决定 ,二则依赖于客观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是否与美国的主观愿望一致。

  

  

应当承认,传统国际格局的建立主要依赖于国际体系中大国军事力量的消长,即军事 强国可以凭借自身的军事力量形成国际格局之中的权力中心——“极”,也可以通过建 立军事同盟成为“极”,而“极”与“极”所形成的结构状态就是通常所称的国际格局 。冷战之前历史上所存在的多极国际格局和冷战期间路人皆知的两极国际格局都是如此产生的。但是,当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大国的军事 力量在构建国际格局中虽然依然起着作用但是却不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全球化的环境中,由于商品、劳务、资本、技术等的跨国流动,使不同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和 生产正在日益变得相互依赖,因此各大国之间的争斗不再为使用武力争夺殖民地或者相 互之间攻城略地,而运用和平的手段争夺世界市场的份额成为大国之间冲突的主要表现 。今天美国可以运用其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对所谓威胁美国安全的国家实行单边主义的 先发制人,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运用其军事实力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服务,比如通过伊拉 克战争控制中东油田,抢占中东地区的市场份额等,但是却不能使用武力来解决与欧盟 、日本乃至与中国之间所产生的贸易冲突,更不能用其超强的军事力量迫使与之在经济 上关系密切的欧洲盟国完全服从它的领导,从而建立单极的国际格局。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关于国际格局的转变

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客观发展也与美国试图通过推行单边主义,利用其空 前的军事实力,建立单极国际格局的主观愿望相违背。首先,区域化的发展尤其是欧洲 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与扩大使得美国建立单极国际格局变得越来越困难。正如英国首相布 莱尔所认识到的那样,只有欧盟各国与美国联合并且服从美国的领导,才能在伊拉克战 争之后真正构成单极的国际格局。然而,尽管英国希望并且在行动上也表现出愿意由美 国为主导建立单极化的国际格局,但是一体化欧洲的核心力量法国和德国却毫不认同英 国的观点。而欧洲一体化的客观发展也证明欧洲不会与美国联合成为单一的权力中心即 单极。欧元的产生和顺利的运作对美元的经济霸权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欧洲联盟的扩大 则使得一体化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剧增,扩大之后的欧盟还将设立欧盟外交部长 一职。所有的这一切都意味着后冷战时期的欧洲一体化发展不可能导致欧洲与美国联合 而成为一个单极,即使在伊拉克战争之后,这种单极化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崔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研究助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拉丁美洲研究系硕士研究生。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这已是人们的共识。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谓的“重大变化”,既是指世界长期的发展变化带来的重大结果,更是强调其发展进程出现一个历史性拐点或急剧的转变。我们目前正处于世界历史性变化的过渡时期,是一个从量的积累进入到质的转变的过程。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催化了这个质变进程。所谓质的变化指的就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大变化。

  

   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即现实主义理论所描绘的权力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变,即从冷战后的“单极时刻”进入多极时代。这一权力格局的变化影响重大。尽管其他理论学派在解释国际政治现实方面不乏其各自的依据和合理性,但基于国家利益、实力和权力结构的基本分析来讨论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学派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并非因为它在理论上更为正确,而是它对国际政治现实具有更强大的主导认证作用。由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对国际政治的主导作用,其以现实主义理论为主要依据的外交政策实践,以及强力推行的一整套观念和话语,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基本构成。这也是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之所在。所以,不管我们是否赞同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它不但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人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和感知,进而影响许多国家政府的决策和国际关系的演变。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美苏之间竞争对抗为特征的两极格局一夜之间变成美国独步天下的单极格局,在美国“一超”带领下的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主导了后冷战时期的国际事务。这种戏剧性的历史突变造成的局面,人们也称之为美国的“单极时刻”。在这种单极格局下,21世纪以来美国打了两场战争。其中阿富汗战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合法授权,而伊拉克战争不仅没有安理会决议的支持,还遭到美国盟国的反对。但是美国还是一意孤行地发动了这场战争,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止或制约它。布什政府在新保守派主导下,试图要把苏联解体造成的单极时刻固化成21世纪美国长期主宰的国际政治格局。一时间,美国似乎可以为所欲为,这成为后冷战时期单极格局的典型特征。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有关中国问题的一组评论文章。这是一组关于围绕鸦片战争等影响全球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时评文章。马克思指出当时全球的状况是西方世界与中国的“两极相联”的秩序,并指出中国革命这一极将对欧洲秩序的变动产生深远影响。[1]这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再一次展现了他从当下事件中洞察其深远历史意义的天才。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战后国际政治历史性转变,其核心发展进程就是从单极走向多极。所谓过渡时期,也是多极格局开始形成的过程。盛极而衰,历史上的帝国都没有逃脱这样的演变轨迹。“单极时刻”是美国冷战后的鼎盛,而美国对鼎盛的消费也是疯狂的,深陷两场战争的泥潭和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是其始料未及的后果。国际格局演变的加速都是重大事件造成的,2008年是个分水岭。华尔街一手造就的巨大金融泡沫一夜之间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金融危机造成了正反两个方向的事态发展,即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实力地位削弱和新兴经济体实力地位相对提高,而中国则是新兴经济体中主要的代表。美国实力和对国际事务控制力大大削弱,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单极时刻就此终结。更多的力量中心开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世界从单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当下还处在这个过渡时期的前段,即单极格局的解构过程中。单极结构是权力高度集中,而走向多极结构就是权力由集中变为分散。尽管在多极化进程中,非国家行为体在很多方面的作用在增大,但目前看来,走向多极世界的国际权力格局构成的主体仍将是民族国家,这大致分成两个层次:一是传统的五大力量中心,即美国、俄罗斯、中国、欧洲和日本,再加上另外两个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印度和巴西。二是在地区经济、政治层面出现的一批影响越来越大的国家和国家集团,可以称作“第二层次力量中心”。

   今天我们仿佛又到了一个历史时刻,目前,随着新一轮的“逆全球化”,美国与欧洲政治格局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旧的全球秩序失灵问题日益突出,新的全球秩序正在塑造过程中,全球局势高度不确定性,许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世界向何处去?特朗普等政治家对于世界局势会有一定的冲击,但是决定全球格局长期走向的仍然是和平、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参与国际秩序塑造大国的实力格局,以及由其历史与核心价值所界定的基本特征。

   地区大国的作用在显著发展,从不同方面利用其优势影响本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治理和危机管控。比如韩国是一种类型,其经济保持多年的高速增长,已在“四小龙”中脱颖而出,成为亚洲第四大经济体。与此同时,韩国历届政府都努力保持了与美国和中国十分密切的全方位关系,使其在东北亚乃至东亚的地区经济、政治和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印尼是另外一种类型,它是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具有传统的政治影响力,经济起飞较晚,但现在却拥有相对有利的比较优势,其雄心是要做东盟的主导大国,在地区事务中占有重要一席。在西亚中东地区,沙特的影响力来自其巨大的石油财富,以及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宗教中心的地位。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沙特要在西亚中东地区称雄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作为另一类型的地区大国,土耳其拥有横跨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理优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意欲以其伊斯兰国家世俗政权的成功典范,成为欧亚之间的经济政治桥梁。近年来在地区问题上土耳其力图有积极作为,扮演独特角色。当然,这些国家内部的发展都存在某些问题,但他们扮演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角色的意向是非常坚定的,这在未来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将成为日益重要的一个维度。

  

   在权力扩散的同时,国家间的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却变得更加密切和相互依赖。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在两极格局时期,两极之间的关系是疏离的,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界限分明,相互之间的经贸关系极少,没有相互利益捆绑,两极格局的特点以对峙和对抗为主。这种结构特点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冷战形态,对立的政治-军事关系占据双方关系的主导地位,安全问题始终如同不散的阴云笼罩着国际事务。两极格局保持稳定的重要条件是在美苏核武库势均力敌下形成的核威慑。苏联解体后,东方阵营“树倒猢狲散”,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在美国“一超”主导世界的单极时刻,经济扩张成为时代主题,西方资本向全球所有未开发的市场进军,经济全球化有力地推动了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世界日益成为国家间联系紧密的一个整体。

   中国大国崛起是与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等量齐观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西方世界之外的其他国家的集体性复兴和群体性崛起,从而重塑了工业革命以来“中心-外围”或“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格局,使得全球秩序从西方异军突起向多元共存的历史常态回归。

   经济全球化促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经济多极化与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与此同时,政治的多极化也在积极发展之中。首先是冷战时期的西方政治-军事同盟体系开始松散化。在北约未来使命的辩论中,欧洲联盟的发展进入快行道,欧元的诞生无疑包含了重大的政治意义。其次,在拥有众多人口的几大新兴经济体崛起进程中,发展模式的多样化逐渐成为令人关注的世界政治经济现象。

  

   单极格局的权力集中基于美国的超强实力和对国际事务的巨大影响力,后者又基于美国对冷战后国际体制的主导地位和对其他国家的压倒性优势。单极格局走向解构首先是因为新兴力量崛起和美国实力地位的削弱(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豪华消费”有关),其次也和全球化导致国家间形成深度的相互依赖关系有关。尽管美国依然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在利益捆绑的全球化时代,其所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制约大大增加。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指出,伴随美国国际地位相对衰落,是权力的相对衰落和影响力与独立性的绝对衰落。

   马克思的智慧对于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我们可以透过马克思当年的洞见来构想一个正在处于朦胧远景的新的全球秩序。

   国际格局的核心是权力格局。从格局的解构到建构,要经历在某种程度上的失衡和失序,之后再重建平衡和秩序。这几年世界上各种乱象丛生是过渡期的历史性特征。从两极格局到单极格局,解构到建构的过程短暂而简单,因为其过程基本上就是苏联这个超级力量中心的自身和平解体过程,华盛顿乘机与刚刚独揽大权、又热切想与西方亲和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达成和平交易,顺理成章地建立起美国这个超级力量中心主导的单极格局。当前正在发生的格局转换,则是超级力量中心实力削弱,更多力量中心崛起造成的。美国一极集权下的国际平衡从结构上发生了改变,这种平衡不是均势,而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结构改变造成的失衡是深层的失衡,失衡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失序,而新的平衡的形成有待于新的权力结构的建立。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但多极世界的权力格局将是何种结构却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不言而喻,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首当其冲者非美国莫属。哈斯将这一权力的扩散和美国国际霸权地位衰落的发展描绘为“无极时代”的到来。他写道:“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看来将是无极秩序:世界不再由一两个或多个国家支配,而是受几十个拥有并运用各种力量的角色控制。这代表一种有别于以往的结构型转变。”美国著名政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说:“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完全不同于我们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习惯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

   1  冷战后国际格局变迁趋向的争论

   就地缘政治的影响而言,国际格局变化及其带来的问题,在亚洲表现得最为突出。2008年,奥巴马高举“变革”大旗带领民主党赢得大选,新政府肩负两大历史使命:一是重振美国经济,二是重新塑造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结合两大使命为一体,以亚太“再平衡”冠名的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调整颇具标志性意义。无论人们对“再平衡”战略的实施过程如何评论,在笔者看来,“再平衡”的提法其实道出了美国外交调整的中心思想,即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战略平衡(单极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美国要想维护其霸权地位,必须做出积极调整,来主导建立能够适应21世纪国际关系深刻变化的新的战略平衡。

  

   在当前国际格局的转变进程中,中国是除了美国之外最受关注的国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是128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诸多国家出口增长最快的主要市场、普遍被看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之一。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国际上热议的政治经济学问题。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更把中国一举推到国际经济政治舞台的中心。毋庸置疑,迅速崛起的中国已成为当前国际格局转变进程中的主要变量和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构建者。

   “冷战”结束以来二十多年,伴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是“大国兴衰步伐”的加快[2],并引发了“国际生产活动”[3]方式的深刻变化,然而国际格局的演变趋势却并没有随着力量中心的分化重组而明朗,从起广泛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不论是从力量层级与权力对比的角度、还是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都是以国际力量中心和大国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界定国际格局,以“极”的数量为主要描述方式,因此衍生出了“单极”、“两极”、“多极”乃至于“非极化”的理论观点。

   国际格局的转变和中国实力地位的极大提升,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发生显著变化,使中国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

  

   首先是大国关系的变化。坐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交椅,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变化在于美国对华关系的定位由“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变为“最重要的外交关系”。老大与老二的关系,对双方来讲都是分量最重的外交关系。而对要继续维持其领导地位的美国而言,对中国作为最大潜在挑战者的担心和防范也提高到新的水平。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明显地表现出这方面的调整。

   “单极世界”理论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具备最强大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唯一全球性力量中心,而且不会被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全面超越。苏联解体标志着美国的“单极时刻”已经到来,并将逐步演变成“单极世界”,而尽管面临着周期性的自信心危机,但是美国不会衰退,一直都将是“世界第一”[4]。这一观点某种程度上也被奥巴马政府所接受,奥巴马在其国情咨文的演讲中多次宣称不接受美国成为第二,不接受中国来制定规则的观点。“单极世界”的看法仍然是美国的主流观点,最近发表在美国《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仍然坚持中国无法成为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未来世界仍然是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5]“单极”理论还将美国描述为“良性霸权”,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作为“唯一具备全球行动能力”的大国将主导和建构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单极世界”[6],并将长期维持由美国作为“霸权国”提供的国际和平和公共秩序,即“美国治下的和平”[7]。这也被一些中国学者所接受,认为从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来讲,美国都是无可争议的和无可挑战的世界之“极”,不应过度夸大和渲染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实力格局改变,在“单极世界”里处理好对外关系,实现作为崛起国的中国的和平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8]。

   其次是一些周边国家对华心态的变化。中国本身的超大质量决定了其崛起过程的“外部效应”(或称为“外部性”)的巨大,周边国家对此感受最为直接。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不断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利害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与中国有某种竞争关系,或有重要争议问题的国家,利益冲突的一面将更加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采取欢迎的态度,并与之发生互动,形成对中国周边外交更为复杂的挑战。

  

  

   “单极世界”的观点背离了二战以来,美国相对实力不断趋于下降,发展中国家集体性崛起,世界各国发展水平总体上趋同的历史大势,受到广泛的质疑。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起伴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欧洲和日本的兴起,全球力量中心就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美国的尼克松政府曾经提出“世界上有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冷战以后这全球力量此消彼长,苏联解体,美国和日本的相对实力下降,中国实力则在上升,其他力量中心也在兴起,“美国、欧盟、亚洲”三强格局,[9]“美国一超主导下,的美国、欧盟和’金砖国家’的三元结构”[10],三大超级经济圈并存的提法,[11]都反映了这种多中心力量的转移。因此,许多学者也认为“多极化”是当前国际格局的基本特征和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12]而 “多极化”更是中国政府的公开政策主张,并且认为“国际政治格局向着力量对比均衡的方向发展”[13]。

二、关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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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极化”观点的局限性在于,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与多力量中心的形成,并不意味着这些力量中心都有条件成为像美国那样的“极”,也就是全球性的能动力量。因此,许多人主张调和这两种观点,刘江永认为随着新兴国家崛起与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兴起,世界格局向“一极多元”或“一极多强”演进,[14]张琏瑰认为“一超多强”的格局虽然只是过渡阶段,但是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15]也有人主张“单极世界”与“多极世界”并行不悖建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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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单极化与多极化,还是以国家为主要的国际行为体,以强国为中心的“极化”理论体系,随着跨国公司、新媒体、恐怖主义、国际非政府组织等非传统性全球力量的兴起,不少学者认为国际格局将向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核心力量的“非极化”趋势发展。[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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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极化”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夸大了非传统性力量的作用,在国际舞台上,主权国家仍然是唯一有能力综合应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资源的行为体,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主角仍然是主权国家,而且可预见的将来,在所谓的“世界政府”出现之前,这一点并未有改变的倾向。

  

   “单极化”、“多极化”、“非极化”的观点都低估了中国成长为全球性能动大国的潜力。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并日益接近美国,“中国逐渐位移到国际体系变革的中心”[18],而其他国家与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拉大,中国开始脱离 “第二梯队”的力量中心,跻身为 “第一梯队”成员。学者开始倾向于中美两极的观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G2”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认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经落后于时代,因此“只有这种‘G2’模式,才能准确定位中国的新角色,让中国人准确地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全球经济巨人,是国际秩序的合法建设者和维护者。”[19]

  

   虽然近年来因为中国经济放缓,对“G2”观点有所质疑,但是它比其他观点更为准确地捕捉到了国际实力格局变化的基本趋势,与全球性大国在全球秩序塑造中的核心作用。G2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是G7的缩小版,希望中美两国以“两国集团(Group 2)”为基础合作治理全球经济乃至于更多其他方面的国际事务。这一观念和美国霸权-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是相冲突的,中国并非传统的西方国家,美国也并不可能像接纳传统盟友一样接纳中国作为全球的治理者,这也是这一概念昙花一现的原因。

  

   近年来,阎学通、金灿荣等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谨慎地尝试提出“两极”格局是比单极、多极格局更为可能的21世纪的世界秩序。[20]与G2的构想不同,中国的学者大都主张中国作为新的一极加入并不仅仅是实力意义上的转移,而且对于现有的国际规范也将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中国的王道具有现代普世价值,将促进国际规范向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21]

  

   这些构想比G2的观点更进了一步,但是还缺乏实证支持,同时两极格局概念并不足以概括中国作为新的一极加入之后全球秩序不同于美苏冷战,以及G2的新特征,同时也不足以回应全球经济政治变迁,以及全球治理问题凸显对于国际秩序的含义。人们对于新的霸权斗争的担忧,恰恰表明需要进一步厘清对于新兴一极与守成一极的关系,新秩序与旧秩序之间的联系与变迁,并最终回答21世纪的全球秩序是什么这个根本性问题。

  

   2 “两极相联”概念的引入

  

   1853 年 5 月,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将黑格尔的两极相联概念引入用以分析当时中国革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22],并在其分析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一组文章中加以深入阐释。

  

   马克思首先是在两极之间相互渗透和相互推动的意义上来运用黑格尔这一概念的。马克思所说的这段话中的两极相联英文是“Contact of extremes”,相对于16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华帝国是一个孤立、封闭的另外一极。当欧洲的工业品与工业文明涌入的时候,中华帝国体系将被挤垮,这是西方一极对于中国带来的冲击,后来的历史发展验证了这一点。

  

   马克思的分析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认为中国的变化反过来也会作用于欧洲,推动欧洲革命的向前发展,这种联系不但指中国的革命将鼓舞欧洲的革命向前发展,更是一种政治经济的推动力,如果没有东方市场,欧洲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但是,反过来中国市场的动荡,又会欧洲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爆发。

  

虽然马克思所说的两极相联是国际格局中的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推动变化,并不同于国际关系中具有全球行动能力“极”的概念,但是马克思这一观点确实很有洞见,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非一个平面化的扩张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反向作用力,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都可以视为反向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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