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澳门威尼斯人娱乐场 > 澳门威尼斯人娱乐场 > 汤维建:谈用制度消除干扰【澳门威尼斯人娱乐

汤维建:谈用制度消除干扰【澳门威尼斯人娱乐

2019-05-27 19:21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将规范司法行为明确为“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许多时候,人们感到司法不公,与司法人员行为不规范密切相关。司法行为不规范是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司法效率不高以及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从规范司法行为抓起,使司法机关的各项活动在制度框架内有序进行,既能推动司法活动程序化、促使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依法规范行使职权,又能让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有稳定的预期,更好体现司法的人民性以及司法公正与效率相结合的理念。

本报北京报道(记者王尔德)在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提到,司法部门内部的违纪违法案件查处力度也在加大。法院加强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建立了廉政监察员、法官任职回避、防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防止利益冲突等制度。

保障机制不健全,司法公正就只能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是难以化为现实的。

怎样规范司法行为?从哪里着手规范司法行为?对这些问题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司法行为不规范主要是由于受外界过多干扰,因而应从厘清司法机关与外界关联着手;有人则认为,应通过加强外部监督来规范司法行为。其实,纲举目张。只有明确司法机关自身的任务,才能明确其职权范围,进而确定科学合理的行为规范。因此,解决司法行为不规范问题,需要从制度源头抓起,通过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司法机关的职责,精准界定司法行为的法律内涵和法律界限,确保司法活动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治理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对任何一个法治国家而言都至关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汤维建对本报记者介绍。

“在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中,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容易导致司法的地方化,二是容易导致司法的行政化。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和阻碍了司法公正的提升,影响了司法公信力。因此,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加以消除。”2013年3月6日,在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就司法公正及司法体制改革提出自己的观点。

明确司法机关的范围。解决实践中司法行为不规范问题,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先解决司法机关概念的“精准”问题。如果司法机关的内涵和外延过于宽泛,就无法通过立法方式为司法活动准确划界。在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法院和检察院属于司法机关的主体部分,但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等行政机关,由于其职责涉及司法程序的某些方面,往往也被视为广义上的“司法机关”。这导致在实践中被称为司法机关的国家机关范围比较宽泛,使得从制度上约束司法机关行为存在一定困难。因此,需要使司法行为主体的内涵和外延更加准确、周延,以便在制度上建立起司法机关与司法行为之间精确的权责对应关系,从而更好约束司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主体。

汤维建认为,目前司法腐败存在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够完善,这主要体现在为司法的行政化和地方化。为此。他建议应尽快实现司法的“去行政化”,这是防治司法腐败的良药。

“公正的司法产品不是凭空产生的,而受制于诸多主客观复杂的因素。这些因素的综合表述即为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保障机制不健全,司法公正就只能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是难以化为现实的。”

明确司法机关的任务。法院和检察院作为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主要司法机关,其职权任务理应由宪法和法律限定。但实践中存在多头领导和管理问题,其任务来源和任务事项多而杂,各级人大及同级党委乃至上级司法机关都会以不同方式给法院和检察院分配任务,导致其很多时候不能专心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对于法院和检察院来说,什么样的司法行为需要规范,是包括司法机关所有活动,还是限定为部分行为,需要继续探讨。在制度上应厘清司法机关行为的界限,围绕司法机关的法律职能来分配任务,并以任务来约束司法机关的行为,以方便法院和检察院从整体上把握司法行为,避免出现“挂一漏万”问题。

汤维建还提醒,治理司法腐败,还要处理好调解与审判的关系,树立规则之治原则,防止出现以调代审。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邸瑛琪表示:“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单纯追求实体正义会导致对公民权利的漠视甚至践踏,导致司法正义观念的扭曲。违背程序产生的后果即便对个案而言实体是正确的,但因丧失了公正的基本要素,也必须予以否定。”

完善司法机关组织管理法律体系。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多年没有修改,其中一些规范司法行为的措施已与现实要求不适应,法院和检察院如果严格依法办事,就会产生法律与现实脱节的问题。对此,应完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检察官法、法官法中对检察官和法官行为的制度设计,并根据司法改革的新任务新要求作出调整。对于基层法院和检察院来说,还需要解决规范司法行为的上位法依据和规范标准问题,不能仅靠上级机关的敦促和呼吁来规范司法行为。应从保证司法公正、确保司法公信力的角度推动司法行为规范化,从实践上找到司法不公的制度源头,从理论上为司法机关进行司法行为专项整治提供明确指引。

司法审判权应与司法行政权分离

 消除地方化和行政化

(作者莫纪宏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21世纪》:你认为司法腐败的体制原因是什么?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汤维建:说起司法腐败,人们通常都想到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权力案和暗箱操作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大多是由于我国的司法体制造成的。司法体制的不完善之处在于,司法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现象严重。

现实状况是,无论法院抑或检察院,其所依循仍是双重管理体制:一方面它受制于上级以及最高级司法机构的垂直型管理,另一方面它又要接受地方权力机构的平行型管理,包括人事管理、财政经费管理以及其他管理。不仅如此,司法辖区和行政辖区也是完全重合的。在这样的管理体制和司法管辖制度下,除最高司法机构外,地方各级司法机构难以避免受到地方利益的制约和影响,由此所导致的司法公正状态可想而知。

《21世纪》:如何理解司法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

汤维建认为,体制保障第一步就是,确保司法机构从依附于地方的权力体系中独立出来。“司法的权力应当具有超脱性、普适性、中立性和一体性,它应放眼于全国范围内全部纠纷和全部当事人,而不是仅仅为地方服务的地域性机构。只有在司法机构独立于地方权力控制后,才能在司法活动中保持中立性,而不致产生诸如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强制执行的地方保护主义等流弊。”

汤维建:司法的行政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是,司法的外部行政化,即地方党政部门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均将司法机关视作与行政机关无异的下属机构,其实质是改变了“一府两院”的平行结构,将“两院”置于一府之下或一府之内。究其本质而言,“两院”与地方政府的“委办局”相比其实并无何等差异。

除了地方化,去行政化也是汤维建认为保证司法公正的关键。“没有独立的司法权能,怎么可能实现司法公正?它想公正也公正不了。”

其次是司法的内部行政化,即按照行政机构的人员结构配置司法人员,将所有在编司法人员按行政级别加以划分。因此,同为司法人员,其行政级别有异,因而导致其司法权的含金量也有等级差异。位于较高行政级别的司法人员,如法院的院、庭长,检察院的检察长、厅处长等等,对位于较低行政级别的司法人员,实际上享有司法权行使上的领导权和控制权,从而致使司法权最终归结为高高在上的长官意志,司法的官僚化难以避免,同时也为外界对司法的干预开辟了畅通的渠道。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也认为,近几年的法律实践凸显出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极端重要。相对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比较弱势,却承载着很多社会职能和民众的期待,其本身已不堪重负。在司法机关内部,有很多有专业素养的“明白人”,却常有无力回天之感,犹如一叶孤舟。

再者,司法的上下行政化。根据宪法与法律的规定,在法院的上下级之间是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关系的。但从实际结果上看,上下级法院之间有明显的行政化关系特征,集中表现在下级法院审判案件在必要时奉行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做法,同时,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案件也时常会加以干预甚至提前介入。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司法机关被纳入地方行政系统中加以安排和对待,其结果,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不能不实质等同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周光权认为,关键在于落实,必须建立惩戒制度,禁止党委和政府官员干预个案。如果干预了,就应该受到惩罚,例如警告、记过、降职等处分。

因此,不难发现,司法行政化是我国当前司法体制中最根本的缺陷,司法地方化不过是司法行政化的结果之一。

“个案干预,会产生特别多的副作用,让司法公正变得更加脆弱。”周光权强调,只要作出干预个案的行为,就应受到惩罚。哪怕最后案件没有错判,那也只是说明司法人员坚持了法律,而不是“打招呼”的人没责任。

《21世纪》:针对司法行政化的问题,你有哪些改革建议?

对此,汤维建认为,实现司法职能的独立性,需要通过完善诉讼制度、扩大司法管辖范围以及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等措施加以落实。

汤维建:有鉴于此,我国目前司法改革的重点是司法体制的改革,而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则是司法的“去行政化”。我有两个建议:

民间监督需定规

第一步,实现司法审判权和司法行政权的分离,让司法行政权归属于司法行政机关;第二步,在“二权分离”的基础上,将司法行政权上收,使之集中在中央层面或至少是省级层面行使。目前可考虑实行司法行政的二级管理,即:最高法院、高级法院以及最高检察院、省级检察院的司法行政权,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策下由最高司法行政机关具体行使;基层法院、中级法院以及相应检察院的司法行政权在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策下,由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具体行使。

 实际上,就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周光权就针对公正司法提出,“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比较大,容易出现量刑畸轻畸重、量刑不平衡的问题,有必要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量刑活动实施事前监督。”

这样改革的好处在于:其一,使司法机关的人财物管理摆脱了地方政府的干预,有利于在司法机关的外部实现“去行政化”,从而达到或相对达到了司法机构的整体独立性。其二,将司法行政权从司法机关的职能体系中剥离出去,司法人员的等差属性就会淡化甚至消失,他们之间的平等地位就具有了客观基础和切实保障,司法权的独立行使便能贯彻到底,从而在司法机关的内部实现了“去行政化”。其三,由上述两点所决定,司法机关的上下级关系便不会被纳入行政机关的关系模式之中,从而在司法机关的上下级关系上实现了“去行政化”。

邸瑛琪表示,应该设计完善的司法监督制度,最大限度地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司法权力的运行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律,在对司法权力监督的过程中,必须尊重这些规律,不能把监督变成过分干预,保障司法活动在正常的轨道运行。

需加指出的是,这种改革思路虽然需要对宪法做出微改,但并不会影响我国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的基本权力格局。司法机关由人大产生并向人大负责的领导体制没有改变,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因此而更趋强化、更趋合理。发生变化的是增强了司法机关的国家属性和司法属性,弱化了甚至取消了司法机关的地方化特征和行政化特征,因而值得重视。

汤维建也认为,司法公正离不开监督机制的有效保障,离开监督机制奢谈司法公正则缺乏现实基础。

《21世纪》:在防治司法腐败方面,你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有何建议?

他认为,监督保障在狭义上仅指外在的监督保障,包括权力型监督和权利型监督。权力型监督包括人大的监督、检察监督等,而诸如社情民意的监督、网络舆情的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等等,均属权利型监督。

汤维建:检察院是《宪法》所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诉讼监督是其职能之一而非全部职能或唯一职能。

“权力型监督具有一定的强制力,比如启动司法纠错程序等等,而权利型监督则仅仅具有建议性。因此在司法公正的外在监督机制当中,最应当注意的乃是权力型的监督。”汤维建表示。

我认为,目前应当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加强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加强对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切实解决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起诉难、审判不公、申诉难以及执行难等问题,提高司法的公正度和权威性,不断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和诉讼制度。此外,我认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法律监督问题,应当提到议事日程加以考虑。其实相对于诉讼监督而言,行政执法监督更为重要,也更有挑战性。

他解释,在我国监督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个是集中性的表现,这就是人大的监督,有《人大常委会监督法》,专门规范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其他的主体不能适用。第二个是分散性的表现,也就是体现在其他法律法规当中的监督性条款,比如说检察院的监督,就体现在宪法、检察院组织法、三大诉讼法等法律之中,而没有专门的监督法。此外如媒体监督、网络监督、民主监督等等也都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就给法律监督制度的完善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目前,检察机关行使的法律监督权散见于《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之中,缺乏系统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统一法律规定。

“目前,最急迫的应当制定检察院的监督法,因为检察院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法律的专门监督机关,它对法律的执行部门和审判部门都有监督权,尤其是检察院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更是确保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内容。”汤维建说。

检察院如何监督、监督哪些内容,以及构建怎样的制约机制和责任机制等内容,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因此,我建议尽快制定《人民检察院监督法》。

原文链接:[民主与法制时报]汤维建:学者用制度消除干扰

司法腐败的根源在于司法行政化

原文链接:[21世纪经济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汤维建:司法“去行政化”是治理司法腐败的良药

本文由澳门威尼斯人娱乐场发布于澳门威尼斯人娱乐场,转载请注明出处:汤维建:谈用制度消除干扰【澳门威尼斯人娱乐

关键词: